于欢案的政治警示 中国地方治理三重命门

王雅撰写2017-04-02 14:34:06

在“愤怒”了近一周后,中国大陆网络上对于“辱母杀人案”(于欢案)情绪正在逐渐平复。尽管可以预料当中国最高检察院调查结束,二审结果出炉势必再度引发新一轮公众对于中国法治的关注。

随着此案卷宗已经在网络上流传,可以看到,这起折射人伦温情与道德拷问的案件过程中,从于欢母亲因欠下高利贷,到黑社会上门逼债,再到报警后当地公安漠视,以及最后审判结果为“无期徒刑”,引发舆论“大批判”,事件的各个环节都出现了不能被中国民众传统“公序良俗、劝人向善”意识所能接受的情况。也折射中国地方治理过程中的三个“命门”。



第一重“命门”:高利贷与黑社会

“于欢案”首先折射了地方治理环节中,存在着大量的空白、灰色地带。例如高利贷问题,例如黑社会问题。

北京时间3月27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在其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则微博——“冠县辱母杀人案:公检法人员放高利贷?”转引于欢父亲于西明的文章,控诉了该案的幕后指使者吴学占的种种恶行,包括违法集资高额放贷、暴力强拆非法强建、阻碍医疗事故受害人维权、非法经营加油站、带超载车躲避检查谋利、投标不中寻衅滋事阻止施工、变相行贿官员承建养老院工程等等。而且指控吴学占通过高息存钱的方式,变相贿赂公安局、检察院、县医院、镇政府的人充当保护伞。

于父的文章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吴学占属于涉黑团伙,但于欢案中的暴力逼债行为已经为公众所知,于父的上述指控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是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从而引发了网民对于欢案是“黑社会暴力逼债”的猜测和指责。

今天的中国其实有一个巨大的话语体系鸿沟,精英阶层关注着北上广深的中产阶级焦虑一类问题。而在更为庞大的三四线城市中,高利贷、融资以及黑社会却在真实的影响、困扰着当地民众。

中国地方官员往往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地方治理需要大量的“灰色地带”,例如非法融资,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予以禁止,但是地方政府的态度往往是“暧昧”的,他们认为从中可以获得GDP增长和经济活力,尽管这是虚假的。

例如他们相信黑社会使中国社会的传统,于私这些官员可以从黑社会成员中获得巨大的利益,于公他们坚信“黑白共治”的道理。

这种顽固、传统的治理观念,造成了地方治理体系上出现了空白、灰色地带。而“于欢案”,就是这些治理空白集中呈现的案例。

第二重“命门”:公安机关的“执法短板”

其次,“于欢案”种,聊城公安的“不作为”,舆论发酵期济南公安官微“毛驴怼大巴”言论的倒逼民意,都揭示出中国地方政府存在着严重的“执法短板”。

尽管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加速,但是这种加速更多的体现在大城市中。在大城市里习惯了规则和秩序的人,回到很多小县城都需要习惯潜规则,甚至可以说,越偏远的地方越崇尚丛林法则,中国的一句俗语将这种情况形容为“山高皇帝远”。

“于欢案”中该案中民警一句轻描淡写的“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无形中暴露了小地方的执法漏洞。

(王雅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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