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局:一场法治观念的“拨乱反正”

泉野撰写2017-03-02 02:09:45

时隔一年多,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终于有了下文。日前,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出台了《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是为对2016年10月五部门一起发招的延续。

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剑指何方?单从《意见》来看,“完善讯问制度,防止刑讯逼供,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规范法庭调查程序,确保诉讼证据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完善法庭辩论规则,确保控辩意见发表在法庭”、“严格依法判决”、“健全非法证据排除”,凡此种种表述,既是认识到了以往司法活动中的乱象,而且也意欲痛定思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但改革向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情况往往是“摁倒葫芦起来瓢”。何况,即便有了司法权力结构的变革,即以审判为中心,但能否重构公检法三方的关系,能否切实发挥辩护律师在其中的作用,能否实现司法思维方式和司法价值观念的重大变革,才是此次变革成败的关键。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场观念的拨乱反正。居于审判中心的各方,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上能否摆脱沉疴,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此次改革的成败。

诉讼制度三次变革

“问题是工作的导向,也是改革的突破口。”习近平在以“提高司法公信力”为主题的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上如是强调。刑事诉讼法的数次变革,也是在“问题导向”的倒逼和大框架下完成的。

1979年7月1日,中国人大审议通过第一部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导向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问题”,便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必然导致的法院的不堪重负。在计划经济情况下,法院尚且可以通过大包大揽勉强应付,那么到了市场经济时代,经济生活空前活跃,民事经济纠纷乃至形势案件大量增加,法院纵然不差钱,不惜社会成本,也难以运筹帷幄,继续事必躬亲。

刑事诉讼制度的第一次变革,以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为标志。这次变革虽然明确引入了对抗制,比如通过废除卷宗移送制度,增强庭审控辩对抗,强调减少法官审前预断与居中裁判,但实践过程中缺乏真正的对抗,庭审走过场依然如旧。

与1996年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类似,2012年刑诉法的再次修改,在庭审制度方面有进步,但并未伤筋动骨。比如虽然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写了进去,庭审要求证人、鉴定人出庭,必要时警察也要出庭,但整个诉讼的架构还是以侦查为中心。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徐静村就此分析道,“1996年的刑诉法修改和2012年的刑诉法修改,都是部分、局部的修改,只是修改的多和修改的少的问题,并没有把刑事诉讼法这部法律从头至尾,根据诉讼规律,以审判为中心这种理念进行全盘的修改。”

如果说前两次刑事诉讼制度变革仅仅停留是小修小补,那么到了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重大变革,则不啻为一次伤筋动骨的大手术,也是刑诉法进行第三次修改的前奏。

突破与局限并存

既然是大手术,则少不了大动作。《意见》也确实对刑事诉讼的各个环节进行了规定。首先是侦查前的大原则——疑罪从无。在以往,犯罪嫌疑人往往就被认定为罪犯,在还未经过人民法院审理的情况下,便不由分说被要求在电视上认罪。由此还衍生出了中国特色的电视认罪文化。按照《意见》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证据判决要求,没有证据不得认定犯罪事实”。

(泉野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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