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吏为师 习近平管理社会需警异化

王雅 撰写2013-09-20 21:09:41

习近平接掌中共总书记一职已经渐近一年,在这一年中,新一届中共高层在反腐、意识形态管理方面发力颇多。但是与反腐赢得舆论广泛支持不同,官方近日在舆论宣传,尤其是打击网络谣言方面的举动引起争议,认为有国家机器滥用权力之嫌。对此有分析指出,通过过去一年北京方面的种种举动可以看出,所谓反腐、严打网络传谣都是高层试图在社会管理方面打出的组合拳。如果反腐是针对官员的话,那严打网络传谣就是将目标定向民众,试图从社会金字塔的两端都进行“清尘”。但是如何防止把以服务公众为目的的“社会管理”异化为严苛滥刑、国家机器触角无处不在的“管理社会”,将考验今天当政者的政治智慧。

社会管理为巩固中共执政地位

在中国官方的宣传口径中,社会管理本质意义上指的是公平正义原则在社会层面上实现的程度,被认为是能够检验执政党执政效能和执政价值的重要窗口。尤其是在2011年北非和中东地区国家接连发生严重动荡之际,中共当局对可能出现的社会动荡一直保持高度戒备,尤其开始注意加大保持社会稳定的力度,并且把“社会管理”作为维持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对策。当时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讲话称,“要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并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这在当时也被解读为在面临动荡危险的时候,中共高层的思维惯性不会让他们过多地考虑政治改革,而是考虑“创新社会管理”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此思维惯性或许仍存在于今天的执政者脑海之中。但是不同于此前胡锦涛时代“社会管理,是治理更是服务,是融群众工作和民生工作于一炉,使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一类的阐述,分析认为,今天中共高层的手段更趋向于“管理社会”,即态度和手段更加强硬,立场也更坚决。

这种管理作用在社会上的体现是,一方面针对官员贪腐进行强有力的打击,一方面也对普通民众在网络上的造谣、传谣行为动用国家机器。

反腐层面已经毋须多言,十八大后中共高层即掀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反腐风暴。习近平在上任后的第一次政治局学习会上就坦承腐败问题严重到了“亡党亡国”的高度。盘点近期习近平的讲话会发现,习近平的每一次讲话都没有大话、套话,“责任”、“人民”成了高频率的词语,其中的反腐声音尤为引人关注。“打铁还需自身硬”、“物必先腐,而后虫生”。随后中共舆论配合造势,对网络上的实名举报也一改以往惯用封杀、屏蔽的作风。重庆官员雷政富的被“秒杀”,拉开了十八大后中国网络反腐的大幕,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高官郭永祥,以及近期对石油系统窝案的整顿等种种行动,都让中国民众甚至是曾经的异见人士看到了中共反腐的决心。

但是相较于反腐的万众期待,近期中共在舆论宣传、意识形态方面的管控却引起了一些质疑。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作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等表述,被外界解读为过“左”。随后各地宣传部长又纷纷表态,要在意识形态、舆论监管方面“敢于亮剑”,最高检、最高法又发布了网络传播谣言500条即可入刑的司法解释,随后百余名各地网民因为“传谣”被警方以各种罪名逮捕,而党媒亦对网络上那些自由派大V狂轰滥炸,多名大V因为种种原因被“谈话”或者禁言,甚至拥有千万粉丝的投资人薛蛮子亦被刑拘,虽然罪名是招嫖,但是民间观点多认为是官方对其的打压。例如英国《金融时报》就在一篇报道中认为,今天许多中国人在网络上发泄愤怒给了当局打击恶意网络内容的借口。“目前的网络整治似乎是习近平领导的更广泛的行动的一部分。在一份据说同习近平有关的文件中,反对一党制的人受到批评,他们被指散布官员的财产和揭露腐败信息,利用网络制造混乱”。

(王雅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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