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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有西:以权力斗争解读重庆事件过于浅薄


【多维新闻】由王立军出走到薄熙来被免,这场肇始于重庆的政治事件仍在发展。曾在轰动一时的重庆李庄案二审时担任李庄辩护律师的陈有西认为,现在重庆的事情已经超出了李庄案和王立军事件本身,而是中国在重大历史关头的又一次重要选择,因此,如果简单地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看待,无疑是过于表象和庸俗的。

日前,在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陈有西这位在中国知名的律师认为,重庆事件是中国坚持改革路线30年后,下一步往哪个方向走的大问题。对于3月14日温家宝让重庆反省的讲话,他认为,温家宝的讲话是深思熟虑的。他说,其实重庆从来就谈不上什么模式,无论唱红保持正统思想、还是打黑惩治恶性犯罪,还是惠民发展经济,各省一直在做。

“重庆之所以自我造势成一种‘模式’,只是把大陆中国近年的一些极左思潮,利用地方极权,违背多数干部的意志,搞一言堂,特别是滥用党权行政权干预司法权,极端化地付诸实施、通过‘唱红’表达出来而已。”陈有西这样说。

陈有西表示,很多人,包括海外一些分析家,总是把重庆事件看作是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的产物,说是太子党或团派斗争,这是过于标签化和简单化了。其实根本就不能这样分野。高干子弟中有很开明进步的,也有很守旧顽固的,还有很极左极端的;青年团成长的干部中有很多很优秀的有民本思想的,也有很趋炎附势、非常平庸的。思想观念也是互相交叉的,并没有明显的分野。因此解读为这两种力量的斗争,是很浅薄表象的。他认为,重庆发展道路的兴衰,其实是一种未来中国走什么路的较量。

对于自己的观点,陈有西阐述道,中共党史里一直有很多的路线斗争记录,特别是新中国时期,其实都是一种权力斗争,因为毛主席时代不管谁施政,基本路线都没有大的变化,说不上路线的改变。而重庆事件,却真的不能用权力斗争来解读,本质上是一种路线斗争。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摸石头过河”,取得了很大成就,也出现了很多问题,社会矛盾激化,各界思想焦虑,大家在思考下一步怎么办。是往回走,还是往前走;是回到30年前的文革路线,还是继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自由市场经济和政治开明的路线,是通过强权维稳压服,还是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中解决问题。重庆这几年的基本方法,是往回走,寻找原教旨,执政者利用手中的强权,强推一种复辟的意识形态,否定已经写入中国《宪法》的多元市场经济模式和“依法治国”模式,摧毁法制,迷信权力,用高负债和摧毁剥夺民营经济的方法均贫富,用短期好处讨好底层民众,用虚假的宣传数据欺骗人民,煽动民粹主义情绪,为自己博取政治资本,否定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梯级发展模式。不是向上的引领民众共同富裕,而是向下的摧毁富人、均分资产、回到共同贫穷。

他认为,外部表现就是:唱红,打黑,民生实惠,这三个口号都很能够迷惑一些人,其严重的后遗症,没有两三年是看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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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央调整重庆班子后,一些底层群众一时想不通,还以为原执政者是一个为民办实事的,根本看不透其真正的目的。或者有些人看透了,而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方式来评价,管你什么目的,只要给我实惠我就拥护你。这需要时间和真相,人民才能够明白。

对于重庆的“唱红打黑”陈有西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唱红本身没有什么不对,甚至是符合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的需要的。权力的继承需要回顾传统,反思业绩,让人民感恩。但是重庆将其慢慢地宗教化,洗脑化,强制化,用文革式的手法,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和愚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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